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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

“適用中國法”與“排除公約適用”的取舍

案例D

2014年12月,中國A公司因向德國B公司購買某機床生產線設備而簽訂了《設備買賣合同》,合同約定適用中國法。合同生效后,買方依據合同約定支付合同總金額90%的價款,但賣方遲遲未全部交付訂購設備并未按照合同約定進行生產線安裝調試,導致買方的整條生產線(含其他進口設備和國內設備)無法投入生產,造成了巨大的商業損失。鑒于賣方的上述違約行為,買方依據合同中爭議解決條款的約定向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CIETAC)提起仲裁,要求賣方繼續履行未交貨設備的交付義務并賠償因延遲交付給買方造成的全部損失。

仲裁庭在裁決中,就本案的法律適用指出,“本案合同約定所適用的法律為中國法律。由于買方所在的中國與賣方所在的德國均為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的締約國,且本案合同屬于普通的設備買賣,因此,中國法律未做約定的,應適用《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

專家點評

本案涉及國際貿易糾紛法律適用中國法與《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優先性的問題。

實踐中,企業和律師從維護自身利益的角度,在可能的情況下一般均堅持“適用中國法”。這一點無可厚非。但是在約定“適用中國法”后,如果不約定“排除適用《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的話,對于未來糾紛解決就可能產生不同的結果。

本案中,仲裁庭認為雙方約定適用中國法,因此應當首先適用中國法。對中國法律未做約定的事項,方才適用公約。這實際上對公約和中國法同時適用的情況下,誰具有優先性做出了錯誤的認定。盡管公約本身并未直接對法律適用的優先性加以規定,但聯合國貿易法委員會編撰的判例法摘要第一條規定,“本公約優先于對國際私法的援用”。要求“締約國法院在訴諸法院地的國際私法規則(通過法院地的沖突規范確定準據法,再適用準據法)之前,必須先審查本公約是否適用”。即對本公約的適用優先于對法院地的國際私法規則的適用。

為什么這樣規定,判例法摘要解釋說,“確立公約的優先性,是因為公約作為一部實體法公約,能直接帶來實質性解決辦法,而國際私法則要求采取兩步走的方法(要先依據法院地或仲裁地的沖突規范確定適用的法律,然后再適用該法律)”。本案中,雖然合同雙方約定了適用中國法,但是依據以上解釋,公約符合適用條件的情況下,應當優先適用。對于公約沒有約定的以及根據公約的一般原則也無法調整的事項,依據公約第七條第(2)款的規定,應當根據國際私法規則即法院地的沖突規范確定準據法,再補充適用準據法。對于本案,公約沒有規定的內容,可以依據中國的沖突規范——《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第41條,適用當事人協議選擇的法律即中國法來進行補充適用。

司法實踐中,如果爭議焦點所需適用的公約相關條款與國內法并無差異,自然不存在因使用優先性錯誤而導致裁判結果錯誤的情形。但如果案件爭議焦點所需適用的法律在公約和國內法規定上存在巨大差異,那么,案件的處理結果則會差異極大。公約在要約實質性變更的認定、是否對非格式條款提供方提供特別保護、未約定交貨時間和地點時如何確定交接貨物、違約金約定過高等方面與中國的合同法規定就存在較大差異,適用順序的不同可能會對案件最終裁決產生顛覆性影響。

因此,國際貨物買賣糾紛中,公約與中國法適用的優先性應當是,如果爭議雙方均受公約調整,公約作為中國法的淵源之一將自動適用且公約優先于中國國內法適用。如爭議事項屬于公約未約定事項,再補充適用中國國內法。為此,企業在國際貿易合同簽署中,如果能夠約定“適用中國法”,建議還應約定“排除糾紛解決適用于公約”。這一情形與1987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轉發對外經濟貿易部《關于執行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應注意的幾個問題》的通知中第一條的規定精神符合,即“對一般的貨物買賣合同應考慮適用公約,但公司亦可根據交易的性質、產品的特性以及國別等具體因素,與外商達成與公約條文不一致的合同條款,或在合同中明確排除適用公約,轉而選擇某一國的國內法為合同適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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